而它还进一步假设政府清楚哪家信用评级机构最好而有资格引导所作的规范和激励。
促进资本市场发展，以直接融资分散银行风险和收益，最终在有效的市场中形成利率决定机制。最后是支持企业和金融机构走出去推动人民币国家化。
何况至于流动性提供，历史实践证明，中国央行其实从来也没缺少过技术或工具，关键是态度。此次刹车的效果十分明显：由于对银行间同业业务的压缩，6月底M2同比增速大幅下降至14%。目前美联储已经开始往沸腾的锅里扔冰块，而仅仅几个月前，他正是那个煽风点火的人。明确释放不再实施信贷扩张的政策信号，流动性投放配合经济转型的总体目标，为实施下一步金融改革做好了铺垫。在盘活存量中，必须要面对并解决实体经济中的三大难题：融资平台、地产泡沫和落后产能。
再者以转换融资结构推动利率市场化。并实现结构优化（非标变标准），开正门、关偏门、堵后门。美国其实最看中的是中国市场，美国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对美国是有利的，但政治、法律和其他方面与市场经济配套的因素，阻碍了双方达成共识。
而这均涉及到国家机关的权力分工与制度设计问题，其背后关系到国家职能的定位及民主法治化水平，直接影响到金融监管的成效。一旦司法救济的功能没有充分体现，必然滋生大量潜规则的存在。比如：中国政府4万亿人民币的救市计划及其地方政府将近20万亿人民币的投资计划未经过各级人大的审批而予以实行就足以验证。（说明：本文发表于《西部法学评论》2011年第4期） 进入 李昌庚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金融危机 金融监管 体制性风险 体制性变革 宪政国家 。
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利益，成立独立的消费金融保护机构（CFPA）。从国外来看，1995年英国巴林银行的倒闭即是典型例证。
当明规则只能对付老实人，而潜规则大行其道时，扭曲道德和价值观必不可免，包括金融市场在内的社会风险必然加大。在金融暨经济自由化较低和法治化程度不高的双重作用下，中国金融市场本身就存在不健康因素。民意监督的缺失必然容易导致金融决策失误、效率低下和腐败等人治化表现。[②]而这些均是我国所缺乏的。
[①] 双线多头监管模式是指美国是由联邦和州两条线监管，其中联邦和州各自又有多个监管机构。此次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做法即是例证。二是设立独立的消费金融保护机构，赋予其超越目前监管机构的权力。长期以来，由于传统公有制意识形态的主导，金融机构一直以绝对的国有企业为主导，金融创新和对外开放度不够。
从金融风险角度来看，则指广义的金融机构。其次，由于国有企业缺乏产权激励机制，无论是作为金融投资者还是作为金融消费者都难以成为理性市场主体，加以国有企业背后渗透着公权力因素，从而容易腐蚀金融企业及金融监管机构等。
中国的金融风险主要不是来自金融市场本身，而是源于金融体制限制并异化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因此，中国金融监管的当务之急是加快体制性变革，消除影响包括金融市场在内的所有市场机制健康发展的不利因素，加快完成美国等西方国家早已完成的市场暨法治化道路，实现理性和高层次的金融暨经济自由化，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
再次，2009年6月17日，奥巴马政府公布了《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FinancialRegulatory Reform—A New Foundation：Rebuilding FinancialSupervision and Regulation，以下简称FRR），由此开始了美国自1932 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监管改革。[④]近年来，尤其金融危机以来，一直存在着国退民进和国进民退的之争。同时，金融监管存在着监管主体被监管的问题。相应的，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置既有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比如英国、德国、加拿大、日本等。[3]绝不能因金融危机的发生而否定或怀疑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万万不能通过否定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损害、消灭市场机制的方式来解决市场经济的问题。殊不知美国却是世界上金融监管制度最为健全的国家之一。
一旦金融机构市场化程度不高时，在缺乏市场约束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内部的公司治理结构必然残缺不全。同时，改进和完善监管联席会议机制和监管信息共享机制。
从金融市场来看，社会中介机构主要包括银行业协会、证券业协会、保险业协会、证券交易所、保险代理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前已述及的中美救市计划是否通过代议机构审议的对比即是典型例证。
社会中介机构具有独立性、民间性、公共性、自治性等特点，也只有在充分具备上述特点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中介机构的制衡作用。在畸形的金融监管机构及其公权异化情况下的金融监管尤其是所谓的从严金融金融监管，在较低层次的金融暨经济自由化情况下，不但不能有效解决金融风险问题，反而进一步抑制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助长了金融市场的不健康因素。
而且，国家失灵的幽灵随时存在，决定了需要将国家公权力限制在市场机制无法或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并对公权力加以法治规范。国有企业不合理的行政垄断规模以及公权力阴影所形成的不合理信贷支持加以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和垄断利润不但延缓或阻碍了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的商业化改革，而且还进一步挤压了私人企业的生存空间。2、国企改革：市场竞争领域国退民进 企业是市场的载体，也是最主要的金融投资者和消费者。在市场经济社会，与夜警国家相对应的宪政往往是消极宪政国家，与经济国家相对应的宪政则是积极宪政国家。
而且，2009年公布的中国2008年500强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共有331家，占全部企业总数的66%。因此，适度的金融混业经营、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金融资本项目的对外开放度、人民币的国际化等均应当纳入金融机构改革的范畴，并有步骤地加以推进。
首先，国有企业凭借其行政垄断身份，更容易获得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而不是单纯基于银行对企业规模的偏爱。从金融市场来看，金融体制性变革必须围绕影响金融企业、金融投资者和消费者以及金融监管机构、社会中介机构等健康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这是防范金融风险的第二道防线。从分业监管向混业统一监管的转变，建立统一的监管机构。
参见朱崇实主编：《金融法教程》，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这次改革的核心内容有两部分：一是赋予监管机构更大的权力，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打造成超级监管者，全面加强对大金融机构的监管。国有行业垄断利润所导致的行业收入差距、分配不公、贫富差距以及挤压私人企业生存空间等现象已经成为中国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中美经济战略对话的重要议题之一。对于中国而言，法治国家也应当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5] 周天勇主编．现代国有资产管理新模式---出资人制度与大企业国际竞争力[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154。因此，进一步推动行政机构改革，实现政府职能的市场转型，保障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的独立性、中介性和自治性，乃是当前重中之重。
这是防范金融风险的第四道防线。固然美国等西方国家或许存有某些政治因素，但我们更应当从经济自身寻找原因。
就如同前不久中国足协爆发的一系列腐败丑闻一样，金融领域也是如此，就看谁愿意去捅这个马蜂窝。（2）包括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企业的市场化程度不高，不仅影响到金融创新，而且最终影响到金融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
